刘蒙对三年前在星城金色年华发生的事情可谓刻骨铭心，用他自己话说“老子长这么大，第一次被人羞辱成那样！”。
但父亲刘中时的态度却让他极想报复的他一下子凉了半截腰。刘中时当时说：“你知道萧老在党内的威望是什么样的吗？六十年前的革命时代，你老爸我还没出生，他就是政治局委员，你老爸我出生那一年，他就是华共中央组织部长，他在党内的威望和人脉，现在只有郑老可以相比！”
刘蒙当时还不服气，道：“他都退下来这么久了，咱们又不是对付他，就是跟他孙子斗斗，也会有事吗？”
刘中时冷冷地道：“我只知道一点，如果惹怒萧老，只要他一句话，明天你老爸我，轻则变成一个[***]堕落的贪官污吏，重则……哼哼，重则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一个打入革命集团内部的特务，全党、全民人人得而诛之，连你老爸平时的朋友，也必然欲先杀我而后快——你懂我的意思吗？”
目瞪口呆的刘蒙那时候才知道，外国常说华夏是“双峰政治”，原来真有其事，萧老这个“隐峰”的力量，又岂是区区一个省长所能抗衡的？
刘蒙不清楚当年的情况不奇怪，他本就是个只知玩乐的公子哥，但刘中时是什么人？以寻常农家出身，身居省长高位的人，又岂是没有城府，不知水深水浅的人？
刘蒙眯着眼睛，目光中透露出一丝狠戾。他不知道，就在他现在心里正在打萧宸的主意的时候，潇南省政斧的省长办公室里，他的父亲刘中时却正在考虑缓和跟萧宸的关系。
刘中时能在全面劣势之中扛住岳定渊书记的三板斧，没有让潇南本地派被粉碎，自然是极有城府、极有政治头脑的人，他分析国内局势的能力，根本不是刘蒙这种纨绔所能理解的。
世界注目的华夏经济体制改革，从70年代末发端，到现在进行了差不多20年。在这20年中，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是滚滚的政治风雷。华夏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波澜起伏，左冲右突，扑朔迷离，局外人难以探寻其究竟。其实在刘中时看来，只要抓住一条总的线索，就能把握其要领。
在先主席毛先生逝世后，华夏有两个急待解决的问题：经济上贫困，政治上[***]。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办法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毛先生逝世后，有四股政治力量企图按自己的意愿选择华夏未来的道路。
第一种选择是，政治和经济都维持毛先生晚年的路线，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计划经济体制。
毛先生逝世之前，江夫人等人以毛先生的衣钵继承者自居。他们是“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支持者，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积极支持者。粉碎“四人帮”，使得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政治力量大为削弱。作为后来人，我们要肯定粉碎“四人邦”给华夏历史带来突破姓的重大影响，但是，粉碎“四人帮”的人，并不一定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更不一定都反对计划经济体制。1977年2月，当时华主席提出“凡是毛先生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先生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977年5月，他在《人民曰报》上发表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学习[毛先生选集]第五卷》（1977年5月1曰《人民曰报》）。这表明华主席坚持第一种选择。
显然，这种选择不能解决华夏当时亟待解决的贫困和[***]的问题，因而违背了时代的需要。经过以郑南巡为代表的改革力量的不懈斗争，“两个凡是”受到批判，华主席被迫下台。一大批“凡是派”也作鸟兽散。坚持第一种选择的政治力量已经失败。但是，他们还有一些支持者，他们的思想影响还存在，他们的影响附着在第二种选择之中，有时成为第二种选择的同盟军。
第二种选择是，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坚持华夏[***]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基本走五十年代的路。
持这种态度的人们的主张是，放弃毛先生晚年的路线，回到五十年代。他们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成功的，只是“大跃进”搞坏了，以后又接着“四清”、“文革”，使得计划经济没有搞好的机会。计划经济没有错，只是执行中没有搞好。当然，五十年代国有经济集中得太多，统得太死，没有划出一定的地盘让多种经营和小生产发展。所以，他们主张，在计划经济制度的前题下，允许搞一点市场调节，这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萧飞正是这一主张的代表。改革初期出版的《萧飞文选》体现了这一思想。
第三种选择是，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坚持华夏[***]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放弃计划经济体制，走市场取向的改革。
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回到五十年代是不行的。他们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有较深刻的认识。但在改革之初，还没有人敢提出放弃计划经济体制，也没有明确提出搞市场经济。只是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