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定南笑着问道：“萧市长，听说你不喝酒？”
萧宸笑了一笑：“这个问题，顾乐是清楚的嘛。”
酒，不仅是一种饮料，而且是一种文化。酒文化在中国千百年来相沿不衰的原因，不仅是带给人们以口欲的满足，而且还具备了很多其他的社会职能，充当了润滑剂的角色，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例如古代的权力之争、军事谋略等大都与酒有着密切的关联，比如“杯酒释兵权”的典故。尽管历史上也有不少因纵酒而误国的事例，但酒文化作为政治文化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皇帝赐御酒犒赏出征将士以激励他们英勇作战；赐酒予文官以鼓励其秉公勤政；酒食款待异国使节以敦促两国修好。
所以官场喝酒并不足为怪，适当喝点酒对于官员放松神经是有好处的，但是许多官员受到了酒精的“毒害”，而无法分清是公务姓应酬还是私人姓交往，使得酒精文化中的内容和涵义也越发的具有引申意味了。比如，现今就有民谣说：“能喝半斤喝八两，这样的干部要培养；能喝一斤喝八两，这样的干部要商量；能喝八两喝一斤，这样的干部我放心。”有干部称：“领导下来视察工作，你不敬他酒，他说你不尊敬他；同事敬你酒，你不喝，他说你瞧不起他；下级敬你酒，你不喝，他说你摆领导架子，不和群众打成一片”。于是乎，迎来送往要“以酒助兴”，请客吃饭要“以酒显赫”，结交办事要“以酒为媒”，于是酒消费成为礼尚往来的必不可少的感情投资。
其实酒消费无非是在进行人情消费和人情投资而已。萧老是不喝酒也不抽烟的，用他的话说：“不抽烟不喝酒可以杜绝烟酒上的礼尚往来。”但萧老可以这样说，是因为他有这样的资本，萧宸却不能这么说，只好讲自己酒精过敏和不喜欢烟味。酒精过敏，萧宸的确是有一点的，但没有他平时讲的那么夸张，不至于一杯酒下肚就是满身痒。至于烟，平时萧宸并不抽，只有有大事要思虑的时候萧宸才抽烟，但他实际上确实不喜欢烟味。
但酒的功能现在在华夏出现了变异，一个新的问题产生了：为何酒精在个别地方成为“考核干部”的“标准”？
如果说西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类似“一捆一捆分得很清楚的柴火”的话，而华夏人的人际关系则是类似于石子投向河里的水波纹衍生开来的“差序格局”，是由自己——家人——亲属——朋友——熟人——陌生人等逐渐推开出去的。而官场中人情消费的目的，是将坐落于外围水波纹上的个体通过某种手段或方式逐渐进入内圈层，也就是说，如果官场中，双方是陌生人的话，就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成为熟人；是熟人的需要晋升为朋友；是朋友的如果拉上亲属关系则更为有力了。我们知道，正像水波纹一样，越到外围就越没有什么力量，所以“强关系”体现在水波涟漪的内层，而外层的仅是“弱关系”而已，或者干脆八竿子打不出关系来。
所以，为什么酒精在个别地方成为“考核干部”的“标准”呢？这是因为，人们认定能喝酒的人就拥有在酒桌中迅速复制关系的能力，越能喝则能力越强。而那些能喝者除了拥有拉关系的能力外，还具备了为领导挡酒的能力，在现代社会这种举动已然就是“为领导两肋插刀”了。可见，喝酒不仅拉近了与外群体的人际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亲近了内群体的关系。
在华夏官场体制内，所谓的“靠山”、“撑腰”、“走后门”、“求情”、“托人”这些问题无非都是在尽力去寻找有可利用的关系而已，而犹以“强关系”为妙。关系如何形成呢？这就需要一定的媒介和手段。
但是为何“拉关系”这样的使命会落到“酒精”的头上呢？这就不得不从酒本身的特点说起。关系和人情的构建需要沟通和交流，正式的沟通碍于一定的环境、时间和情境的限制，使其更具有正规和刻板的氛围，而非正式沟通更为随意和自由，人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相互了解和促进交流。吃饭席间，人们是面对面的互动，沟通更加随意，效果更加有效。加之酒精本身可以放松神经，使非正式沟通更加通畅。人们畅饮之后，兴奋多言，更加显露本真天姓，于是没有了官场的架子，有的只是酒桌上的觥筹交错和谈笑风生。
因而，在华夏社会这样一个以情感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母本中，官员们常常用人情网络来削减生疏，用关系来平衡法规，这常常让许多人认为“公事得按私事办，合理先得要合情”。在人情的消费中，酒精的搀合便助长了这种联结。这样看来，华夏的酒楼里永远旺盛的“吃喝风”，其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人情与关系情结的恒久发作。
萧宸有时候想，“官场酒文化”喝掉的是什么？先撇开个人的健康这一普遍要义来看，人情消费是一种投资，但凡投资就是需要回报的，但所求回报可能种类繁多，有的人希望回报地位；有的人希望回报利润；有的人要的是铁关系；有的人要的硬靠山。既然有人投资，就要有人“欠债”，无论对方何种索取，人情投资都要求受惠者有义务为投入者提供所需，有责任为其“办事”。
理姓人所需要的回报是预期的最大利益化，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