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宸对于阐述自己的施政方案一贯是非常自信的，他站起来，一边踱着方步，一边侃侃而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这一精神为东北国企特别是大型国企改革指出了方向。我认为，除了极少数特殊行业和领域的大型国企之外，其他大型国企都要走股份制改造和股权多元化的道路，坚持‘不求所有，但求所在，更求发展’的原则，能改制为非国有控股的要坚决改制为非国有控股，即使不能一步到位改制为非国有控股，也要先改制为国有控股的股权多元化企业，并分步骤降低国有股比重、逐步实现非国有控股。对于具备条件的企业，国有股的比例可以退到零。
但是，大、老、难国企改革已经不能沿用过去主要针对中小国企的改革方法。过去针对中小国企的方法可以概括为如下两点。”
面对几位东北巨头们严肃的面容，萧宸伸出一根手指：“第一，以‘内部型改制’为主。中小企业国有净资产盘子相对较小，管理层和职工可以想办法筹集相应资金买断企业。而且，许多企业将‘国家买断职工工龄’与‘职工买断国有企业’结合起来，即以国有净资产来支付买断职工工龄的费用并把这些净资产直接折成职工持有的股份，从而不需要职工掏出资金就能实现内部人控股。这种改制方法非常简便易行，但也容易留下一些后遗症，更不适合于大型国企。”
然后又伸出第二根手指：“第二，自费改制。所谓自费改制，是指改制企业用本身的国有净资产来支付改制成本。支付高昂的改制成本大概是华夏国企改革很有特色的地方，同时也是华夏国企改革能够大体平稳推进的重要原因。过去多年以来，政斧或者出资人一般并不会拿出现金来支付改制成本，而是将改制企业的改制成本计算出来后，直接以本企业的国有净资产来冲抵，这就是自费改制。自费改制导致两种情况出现：好企业有足够多的国有净资产来冲抵改制成本，职工会尽量抬高改制成本从而获得更多补偿，职工甚至指望通过改制来‘发财’，特别在‘内部型改制’时，内部人会尽量把改制成本‘做’得高一些，降低买断企业的价格；差企业没有足够的净资产来支付改制重组成本，所以困难企业往往无法推行改制重组，成为长期‘流血不止’的‘出血点’。
由于东北地区剩下的是大、老、难国企，如果还是采取‘内部型改制’和自费改制，那么下一步的国企改革将很难推动。我认为，东北地区下一步针对大、老、难国企的改革方法应该进行调整，要以‘外部型改制’为主，并由出资人统筹支付改制重组费用。”
说到这里的时候，有几位巨头面有忧色，但萧宸并不为之所动，反而继续说道：“以‘外部型改制’为主，就是要大力鼓励外部的战略投资者如民企和外商来受让企业的国有股，甚至整体收购国企。对于大型国企而言，由民企、外商来整体收购或受让国有股，能够有效克服中小国企‘内部型改制’的局限姓，不但能够引入资金，也能引入先进的技术、严格的管理、灵活的机制，能够加速同市场接轨。当然，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也可以考虑由内部人和外部战略投资者联合收购国企，把‘内部型改制’的优点和‘外部型’改制的优点结合起来。
由出资人统筹支付改制重组费用，就要求新成立的和即将成立的各级国资委勇于承担起出资人应该承担的责任，制止好企业过分抬高各种补偿标准，防止好企业虚假提高改制成本并将改制成本直接从国有净资产中扣除，坚决收取国有股转让、国企整体出售所得的现金收入，用这些现金收入统筹支付好企业本身的改制成本和其他困难企业的改制重组成本。当然，这里所强调的统筹支付并不是一概要求好企业职工和差企业职工的各种补偿标准完全一样，我完全认同好企业职工可以得到标准高一些的补偿，但关键是要严格按照标准，不能视标准为无物，更不能弄虚作假来计算改制成本。”
作为唯一的一名省委书记，王昆这个时候插了一句话：“东北国企改革需要政策创新，这是我们大家都认同的一个观点，但如何创新，这个创新会不会有什么负面影响，这也是作为我们地方领导必须考虑的事情。”
王昆这样一说，侯东往也点了点头，而龙江省长张灞岩则更直接地问：“萧主任这里，有没有更确切一点、更详细一点的说法？我们也好参考参考。”
萧宸伸出三根手指：“我这里有三个想法，还不是很成熟，大家姑且听听。”
大家自然客气一番，然后萧宸便说道：“第一，以适当的政策消除内部人对‘外部型改制’的抵触。一般而言，‘内部型改制’能够使内部人获得‘改制红利’。这里所谓的‘改制红利’并不是狭隘地指内部人持股和分红，而是指内部人能够在受让国有股、买断国企当中获得较大的价格优惠——包括艹纵国有资产评估而获得隐姓的价格优惠，以及能够得到较大的补偿费用，至少内部人——特别是管理层——能够继续控股本企业。在经济效益好的国企，以及管理层对企业发展起到过关键作用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