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夜里下了一场大雨，连着几天的酷热消失了，早上起来后，天气凉爽宜人。
床头电话响起时，周秀英正无奈地忍受着丈夫每周一次的规律姓蹂躏。
丈夫桂宇本名桂福娃，上大学时改名桂宇。桂宇是学《统计学》的，毕业于彭城大学，后来留校教起了《统计学》。从助教、讲师、副教授，一步一个台阶干到了教授，还带起了研究生。用桂宇教授经常向周秀英炫耀的话说，他是遵循一个学者健康成长的客观规律一步步走到了成功的今天，如同类人猿进化为人一样自然。
周秀英对此不以为然，他对桂宇标榜的所谓成功嗤之以鼻，认定桂宇是得了病，“规律病”。桂宇的工作和生活实在是够规律的，一切全在事先的安排和计划之中。结婚前，周秀英还以为这是一种美德，结婚后才知道，和这么一位规律病患者共同生活是个什么滋味！桂宇早上起床是准时的，不管春夏秋冬，永远是六点十分。晨练是准时的，不论下雨下雪，永远在校园艹场小跑一小时。就连夫妻之间过姓生活也是讲究计划和规律的：八年前刚结婚时一周两次，逢周三和周末各一次。近两年改了，改之前还慎重且明煮地和周秀英商量过，说是双方都人到中年了，岁数越来越大了，孩子也大了，要多注意身体，只能一周一次了。
这就定下了目前的**时间：每逢周五晚上九时到十时之间。不在这个计划的时间里，哪怕周秀英当天心情很好，想轻松浪漫一下，桂宇也不干。而在这个计划时间里，不管周秀英心里多烦，有多少公事私事要处理，不奉陪又不行。按照周秀英的讽刺：他恨不得连她的月事都控制起来，决不能出现早一天晚两天之类的意外。
余可为来电话的那晚正逢周五，而且，正是在九时十时之间，周秀英便在一个很有规律的特定时间段里，和余可为通了一个很没有规律的电话。把话筒拿起时，桂宇刚开始忙活，周秀英依在床上只“喂”了一声，就感到下身一阵不适。
余可为在电话里开口就问：“小英啊，现在说话方便吗？”
周秀英瞅了瞅亢奋中的桂宇，迟疑了一下：“方便，余省长，您说吧！”
余可为那边似乎明白了什么，称呼变了：“秀英同志啊，你说的情况，我找旭山同志了解了一下，是有那么回事！这个老陈还真找到旭山同志那里去叫了！”
桂宇仍在那里动作着，尽管很小心，还是弄出了一些不雅的响声。
周秀英拧了桂宇一把，挺委屈地说了起来：“余省长，你说这叫什么事啊？陈志立到底是整我，还是整你？凭几封匿名信就敢让市委把我规起来？现在哪个干部没有匿名信？只要力度大一点，伤害了谁的利益谁就告你，让人简直没法干工作！”
余可为说：“事情没这么严重，旭山同志说了，就是了解一下情况，这两天可能会让小林市长找你谈谈。旭山同志和小林市长那里我打了招呼，和他们交代了，在这种时候一定要保护干部，他们心里有数，全答应了，估计也就到此为止了。”
周秀英心领神会：“余省长，那就谢谢您了！其实，就算他们抓住不放，我也不怕，说我拿了苏全贵的十万块钱，谁能证明？苏全贵已经死了嘛，写匿名信的家伙不过是瞎猜测！我估计很可能是陈志立指使手下人写的，主要想整你余省长！”
余可为说：“哎，秀英同志啊，这你也不要瞎猜嘛，我看老陈不会这么做！倒是你这个同志，要总结，要好好想想，你们城管委内部会不会出问题啊？据我所知，匿名信是写在城管委文件纸上的，我尤其要提醒你注意的是，萧书记手里好像也收到了一份！”
周秀英心头一紧，苦笑道：“余省长，你提醒得对，我估计也是内部人干的！”
余可为说：“那你就要注意了，决不能在这时候给我、给省委捅娄子！小林市长找你谈话时，你要摆正位置，把有关情况说清楚，要给市委一个交代！该检讨的地方还是要检讨，这么多违章门面房盖到了大路上，光是区城管委和下面具体工作人员的责任啊？你这个市城管委主任就没责任啊？领导责任肯定逃不掉嘛！”
周秀英说：“是的，是的，余省长，我当然有领导责任，唐书记和林市长不也有领导责任吗？领导责任是一回事，受贿渎职又是一回事，尤其是扯上了苏全贵，也太毒了！你说说看，我要真收了苏全贵的钱还得了啊？还不被他们送进去了！”
余可为提醒说：“哎，秀英同志，苏全贵的事不要说了，苏全贵的死现在还是秘密，你可千万别捅出去了，你一捅出去，有人又要大做我的文章了……”
桂宇简直不是个东西，偏在这时候雄姿勃发，威猛异常起来，让周秀英不厌其烦。周秀英不愿再忍受下去了，狠狠一脚，将桂宇踹下了床，闹出了一阵异响。
余可为在电话里听到了动静，惊疑地问：“哎，秀英同志，怎么了？”
周秀英掩饰道：“没什么，没什么，余省长，是狗，我们家的那只丝毛狗掉到床下去了！”还装模作样地叫了一声，“哎，桂教授，快把我们汪汪抱到外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