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检察长，岳清兰也不止一次想到过余可为和周秀英的特殊利益关系。尤其是得知余可为亲自出面，跑到省检察院、省高院为周秀英做工作后，愈发觉得这里面有文章。以往的办案经验告诉她，类似周秀英这样有后台的犯罪分子不到最后绝望时刻一般不会抛出自己的后台。三年前办市投资公司[***]大案时，涉案的那个老总态度就很顽固，自以为有人保他，拒不交代问题，直到宣布判了死刑，才把身后的主管副市长交代出来。周秀英也许就像那个老总一样，也在等着余可为把她保下来，真到保不下来的时候，她就要崩溃了，就要一吐为快了。
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判断是错误的。在省检察院的支持下，抗诉获得了成功，周秀英二审改判死刑。周秀英精神虽然垮了，可却没有一吐为快，更没有提及余可为任何事情。岳清兰要求公诉处长高欣颍继续做工作，想法挖清周秀英的余罪。周秀英却不予配合，又哭又闹，搞得高欣颍毫无办法。更让岳清兰恼火的是，周秀英的丈夫桂宇教授竟带着自己八岁的儿子堵到她家门上，要她给周秀英留条生路。岳清兰只得给这位统计学教授上起了法制课，同时要求这位教授不要让年幼无知的孩子也搅进来，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上留下难以平复的创伤。
社会上因此纷纷议论，说是该死的没死，不该死的反要死了，尤其是机关干部，反应更强烈，有些人公然骂岳清兰心狠手辣。
唐旭山的处境也不好，据说由于余可为的坚持，撤职已成定局，只是未来的去向一时还不清楚。市政斧大院里已传出话来，说是不少同志已把鞭炮准备好了，只等着这位不管别人死活的市委书记一滚蛋，就放鞭炮庆祝，送瘟神了。
背后骂陈志立的人也不少，可陈志立毕竟不像唐旭山那样在彭城没根基，手下有一批知根知底的干部，曰子倒还过得下去。这些干部或是出于自身的正义感，或是出于对陈志立的多年感情，对这种不正常的现状颇为不满，纷纷问陈志立：这都是怎么回事？余可为到底变了什么政治戏法？竟然扳不倒？陈志立的回答很含蓄：谁要扳倒余可为同志啊？一个人倒台都是自己倒的！
一直到这时候，余可为还没有倒台的迹象——非但没有倒台的迹象，威望反倒空前提高了，在一部分干部嘴里竟然成了大救星。人们添油加醋传说着余可为保护干部的离奇故事，说要是没有余可为的保护，还不知要处理多少干部呢！对周秀英的庇护，不但没有成为人们针砭余可为的口实，反而映衬了余可为的有情有义。
原先猜测萧宸书记要“下狠手”的干部们都很失望，觉得一到了触及核心的时候，萧宸也不能不关心省委那至关重要的一票。而买定萧宸不会为“这点小事”弄死余可为的则欢欣鼓舞，直认为自己政治眼光高妙，洞悉过去未来，一眼看穿萧宸公正严肃面具背后的口是心非。
这期间，陈志立和唐旭山不断打电话到市检察院，找岳清兰和检察院了解情况。岳清兰知道陈志立和唐旭山要了解的是什么情况，但是，没有，她这边的确一点情况也没有。周秀英的缺口始终打不开，黑名单上的受贿干部也没涉及到余可为。其实，就算有这类情况，她也不能无原则地提供给他们，她在感情上同情他们，支持他们的正义立场是一回事，按法律规定的程序办案是另一回事。执法者不能有私情，法律不容许报复，不管这个人是余可为还是唐可为。因而，每每接到唐旭山和陈志立这类电话，岳清兰总提醒自己保持理智和清醒，告诫自己不能感情用事，要求自己回到当初对刘铁山的审视状态中去，在对余可为进行法律审视的时候，力求客观。
以往的经验全用不上了，岳清兰甚至也怀疑起自己的判断了：难道余可为真是一个既有原则，又有情有义的人吗？余可为在和周秀英的交往过程中就没有利用手上的职权为周秀英或者他自己牟取过私利吗？就没批过任何条子吗？如果真是这样，如果余可为和周秀英多年以来只是个人感情的交往，如果余可为对周秀英在经济上要求很严格，周秀英又怎么敢收苏全贵五十万元贿赂，闯下这场弥天大祸呢？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让岳清兰没想到的是，事情的发展颇具戏剧姓：尽管周秀英这边死不开口，没让余可为栽在她手上，苏全贵那边倒意外提供了重要线索！
苏全贵求生**很强烈，上诉被驳回后仍不死心，在即将执行死刑前一个小时，突然说自己还有问题没交代完，要求继续交代，死刑因此终止，没能如期执行。在暂缓执行的这段曰子里，苏全贵并没交代出什么新的重大犯罪事实，只不过又多活了十八天罢了。上个星期，最高人民法院新的死刑执行命令又下达了，鉴于上次的教训，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专门打了个电话过来，要求彭城检察院把工作做到家，在死刑执行前务必让苏全贵把要说的话都说完，绝不能再出意外了。
苏全贵对余可为的这个关键举报，就是在死刑执行前二十四小时发生的。苏全贵的最后二十四小时是由起诉处年轻公诉员刘远林陪着一起度过的。刘远林具体分工负责苏全贵的案子，和苏全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