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所有人都知道，“钱不好使，有票才能买东西”。
各种粮票、肉票、布票等等票证甚至比钱还“值钱”。
有钱不一定能买到东西，必须有票才行。
就是下馆子吃饭，都得要票。
这些票又分地方票和全国票，每个省有每个省的票，只有全国票才能在全国范围通用。
那时候，老百姓出差、探亲，包括大学生去外地上学，除了要从家里带上服装、鞋子这些用的东西，甚至还要自带干粮，有时候甚至连一个洗脸盆都要带上。
不然东西不好买啊，谁家能有一沓子全国粮票，那都是富裕人家。
在计划经济时代，玉的开采、加工和销售同样也是被计划的，即统购统销。
那段时间我们的玉石产品，在市面上根本不是作为商品在流通，而是统统外销给海外，卖给港市、嗲岛以及其他国家的人。
80年代以后，经济放开。
各种票证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老百姓这才过上了拿钱就能买东西的自由生活。
玉石也开始了市场化，结束了几千年来被统一管理和管制的状态。
普通人只要拿上钱，也可以加入玉石饰品的买卖、加工和收藏当中。
90年代以后，现金成为支付工具，出门买菜、商场购物、外地出差，都必须携带现金。
新中国建立以后，发行的第二套、第三套人民币中，最大面额的纸币就是10元钱。
其中，第二套人民币中最珍贵的就是那张俗称“大黑十”的10元钱。
它是由那个已经解体的老大哥国家代为印刷的，尺寸为210毫米×85毫米，是当时所有人民币中尺寸最大的一枚，因为基色为黑色，所以俗称“大黑十”。
直到1988年，我国才发行100元面额的纸币。
当人们习惯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购物习惯以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假币横行。
验钞机对于普罗大众来说，也是稀有货，甚至有些假币就连验钞机也验不出来。
于是上至办公室白领、下至菜市场商贩，每个人都掌握了一套辨别货币真假的办法。
有些是抖抖钱、听听纸张的声音，有些则是吐口唾沫在手上，然后用打湿的手指来回捻搓百元大钞正面右侧的防伪痕迹。
还有一些，就是将100块钱放在日光下寻找伟人的暗影。
我国第一张银行卡是在1985年出现的，由国行分行发行的“中银卡”。
随后工行、建行、农行等银行相继发出自己的银行卡，但大部分还是用作储蓄，不是信用卡，不能超前付款。
这段时间，由于国外友人到大陆旅游的人渐渐增多，他们又习惯刷卡消费，在这种刺激之下，国行在1986年发行名为“长城卡”的信用卡，门槛定为5000元。
那时候，拥有5000元的国人不多，哪怕有了这么多钱，还得通过银行的重重关卡与规则审核。
所以，能够刷卡消费，成为那个年代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1992年，那个在小渔村画了一个圈的老人去南边走了一趟以后，股份制商业银行逐渐成立。
金融行业爆炸式发展，能刷卡消费的人虽然比以前增多了不少，但是依然留有余威。
所以当那个玉石店的服务员看到云薇拿出银行卡以后，眼神立即就变了，整个人都热情了起来。
“您好，刷卡支付请走这边。”
你字也不说了，直接称呼“您”。
云薇当然明白服务员为什么态度前后不一，但她没说什么，咔咔咔一通操作，将密码按了，签上大名，然后拿着包装好的玉貔貅出了商贸城的大门。
唉，日常想念手机支付。云薇在心中一叹。
既然买完了东西，就该回家了。
云薇和赵逸然一出商贸城的大门，就看到了迎面急驶而来的11路公交车。
这趟车正好可以直达云薇家那栋位于建设路的小楼房，于是二人干脆跟着人群从前门上了公交车。
“往后面走、往后面走。”
公交车售票员一看到有乘客上车，就拼了命地大声呼喊。
整个公交车上充斥着售票员尖锐的嗓音。
没办法，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高峰期乘坐公交车的民众一直都是这么多。
两人只好按照售票员的指示往后挪，毕竟建设路离这里也就五站路，没过多久他们就得下车。
如果一直站在前门附近，不挪到后门的话，待会说不定还下不了车了。
车里的人确实很多，座位全都坐满了。
云薇和赵逸然只好拉着扶手，站在后门边上。
这后门一带的区域是下车的必经之路，于是每次公交车快要到站，就有人往这边挤。
因为他们要下车啊。
云薇被挤得厉害，她感觉自己差点就要变形了，心想幸好现在不是夏天，不